高枫

刘泽华是70年代末率先走出僵化的阶级分析的理论桎梏的,但他在整体上一直没有否定阶级分析的理论价值,也没有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放弃使用阶级分析法。

反过来说，如果某一可能性无法被实现为现实性，那么这一可能性只是空洞和抽象的。理作为事物的本质规定性构成了事物之体，而体在根本上却是由事物可能发挥的功用作为用所界定的。

逻辑在先中的所谓逻辑若非形式逻辑，则应为何种逻辑?所谓在先又是在什么意义上在先?从逻辑在先说进入对于理气先后问题的探讨，在根本上关联着如何理解理气这两个范畴的本体论意义。唯有破除本质与现象、超验与经验、概念与实存之间二元对立的诠释框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回应朱熹理气论诠释中的诘难。与冯友兰不同，陈来明确将逻辑在先与形式逻辑区分开来，仅指理之于气具有本体论上的根源意义。以上两方的共识在于认为理生气的本质在于理使气自然生生。可见，所谓具体事物之理意味着这个事物能够实现其本质性功用的可能性依据。

四、结语在对于理气先后问题的诸多争论中，逻辑在先说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但是这一论述的实质内涵需要进一步澄清。12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19页。始于事亲一节，玄宗注：言行孝以事亲为始，事君为中。

《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政事·经史》载开元七年（719）五月《行河郑所注书敕》曰：朕以全经道丧，大义久乖，浮感之性浸微，流遁之源未息，是用旁求废简，远及缺文，欲使发挥异说，同归要道，永惟一致之用，以开百行之端。52 唐玄宗：《覆卷子本唐开元御注孝经》，《古逸丛书》，第9页。彼‘上谓凡在己上者，此‘上惟指君，故云‘上，谓君也。63 此句经文，见黄浩波：《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孝经〉经文与解说》（《中国经学》第25辑，2019年，第25页）。

卉木、禽兽云云，则颇能说明律典施行的普遍化。观此，知天宝重注增加此条注文，以及在疏文中明确写此‘上惟指君，自有其明确目的，绝非画蛇添足。

小成谓仁义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谓之小成尔。正是因此，玄宗天宝重注时，将上半节长幼顺的注文由开元初注的君能顺于长幼，则下皆效上，无不理也【43】改为君能尊诸父，先诸兄，则长幼之道顺。【30】以其伸张太古无为之治的太上，下知有之注文为例观之，御注：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无施教有为之迹，故人无德而称焉。三、《孝经注疏》中的唐律与尊君的强化摆落古礼，这并不意味着玄宗就不重视礼法，《诸侯章》谨度，唐玄宗注谓慎行礼法谓之谨度【50】。

而序文开首即发挥儒道兼采、孔老相通之意，也正有本于郑玄《礼运注》，元行冲疏直接揭示了玄宗是以上古为五帝以上也，仁义既有为三王时也，并举《道德经》失道而后德之说，谓道德当三皇五帝时，仁义当三王之时，前者贵尚道德，其于教化，则质朴疏略也，后者则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亲誉之道，日益著见。【36】明确表示不取先儒三老五更之说。65 （清）于鬯：《香草校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26页。故宋世儒学蔚兴，不论是司马光、范祖禹抑或朱熹、吴澄均不取玄宗御注所尊之《今文孝经》，转而发扬包含《闺门章》的《古文孝经》，儒门治《孝经》者屡屡批评玄宗不修闺门之礼以致酿成后来的大祸。

此即《事君章》疏文特引《论语·学而》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的根本原因。而刘炫在批评孔传时亦明言：（天子）以孝道接臣民，尊德亲亲，贵老慈幼，使长幼顺叙，孝之为道，义兼万行，明王事父孝、事母孝者，当谓尽力尽心，极爱极敬，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然后可以动天地，致祯祥，非独立庙丰祀，即能使天地降福，神鬼效灵也。

又谓：案，旧注用应劭《汉官仪》云‘天子无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为教孝悌之礼。【46】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体现的是王者之尊德乐道、不独亲其亲的公天下精神。

昭者有之，彰者则未见。其恶大，是杀兄篡位，又娶元吉之妻。【16】可见，元氏疏正是以《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分别为据，郑玄注以前者为五帝时也，此时尧舜禅位授圣，不家之。对玄宗《孝经序》的道家根柢，元氏疏能阐而广之，其中一个原因是元氏本人精通郑学，《旧唐书·元行冲传》中载其言：卜商疑圣，纳诮于曾舆。此外，玄宗凸显尊君、忠君，故于专言事君的《事君章》格外留心，经文言：君子之事上也，玄宗注：上，谓君也。13(3)敦煌文献中即有卷面为《道经》，卷背为《孝经》者。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05页。地无立极之统，无以常其利。

《五刑章》中即出现了直接以《唐律》之文作注者，玄宗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说不孝之罪是在五刑中的，此解释与前人旧注多以不孝之罪在三千条外截然不同，其原因在于《唐律》正是将对不孝的惩罚放置在刑律体系之中。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天宝二年（743）两次注解《孝经》，相应地，元行冲疏亦再修。

唐注对礼制的刊落，在《孝经》首章已奠下基调。刘炫以为将教为臣之道，固须天子身行者，案《礼运》曰：‘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

清严可均、今人陈铁凡认为《孝经》原文作患不能及己者，玄宗删去己字【60】，陈壁生本此进一步说，唐玄宗的删改对《孝经》经义的改变影响甚巨，把五等之孝的意思，变成作为时王的玄宗，要求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各自勉力行孝【61】。爱敬之化行，而礼乐之政备矣。玄宗以孝为至德要道，故而此处之行道也就是行孝，由此一来，作为孝之终的立身行道便和始于事亲不存在差别，即注文所言立身行此孝道。《孝经》为唐《御注》、元氏《疏》尤尊老子，其势然也。

盖因此处文字有讹，误作制百口，北大版《孝经注疏》整理者邓洪波、钱逊认为，此处疑为‘制旨曰，不作断然肯定。49 《孝经注疏》，第13页。

其结果是将《孝经》本身以及郑注中所贯穿的儒家公天下的政治精神，一转而为家天下的君主独尊，大违孝治天下之意，何以实现其《孝经序》所言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形于四海【49】，遑论发明孔子之微言。(3)《孝经注疏》，第47、48页。

然而他并不可能做到无为而治，其注解中亦屡见强调君臣尊卑的治术之论。16 《孝经注疏》，第12页。

而郑注所言不仅合于应劭，而且与纬书、《白虎通》《公羊传》等一致。24 唐玄宗：《大道废章第十八》，《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十卷本）卷二。御注：浇淳散朴，大道不行，曰仁与义，小成遂作。李齐古《进御注孝经表》言：开元天宝圣神文武皇帝陛下，敦睦孝理，躬亲笔削，以无方之圣讨正旧经，以不测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邈矣。

（《朱子语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2929页。经文言：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

【24】以小成、大通分别对应于仁义之治与无为之治。21 唐玄宗：《太上下知章第十七》，《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十卷本）卷二，明《正统道藏》本。

【20】《道德经》疏：朴散则亲誉遂作，无为则谓我自然，道德公行，亲誉焉设。78 [日]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に関する研究》，第289页。